中国网:近年来,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产业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全球影响力逐步提升。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在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视下,中医药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也面临新的挑战。面向未来,如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中西医的对话和沟通?如何吸引和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从事中医药的研究?针对相关问题,本期节目特邀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教授进行解答。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
王伟: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您三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工作,那么您认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最重要或者最基础的工作是什么?
王伟:目前,中医药的几个“化”非常重要,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产业化,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问题。
中医药现代化分两块,一个是中药的现代化,一个是中医的现代化,有了医才有药。在近十五到二十年来,国家在中药现代化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因为中药相对比较客观、容易测量,跟现代科学靠得更近一点,容易操作,所以这一块的工作取得进展相对比较大一些。
当然同步也进行中医的现代化。因为中医的现代化比较难,中医的很多理论概念,跟现代人的认知、现代科学的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讲很难理解,这就导致我们在进行中医现代化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有时候就找不到切入点,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这确实是整个中医药界很大的一个难点,而且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如果中医不实现现代化,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医药的传承创新特别是创新就很难。所以,我本人也是近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无论在科研还是临床实践当中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些老专家就跟我们讲中医的两大特点或者是优势,第一个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认识疾病、认识人体、生命健康从整体宏观角度来看,不像现代医学更多从微观层面看得多一些。另外就是辨证论治,中医认识疾病不像西医是诊断某某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中医过去没有这样的概念,它首先要进行辨证,是气虚证、阳虚证还是血瘀证,知道证以后才能进行治疗。
所以,我自然就记得中医辨证的证,也就是证候,它是连接临床实践与基础理论的非常重要的桥梁和节点。从这里入手应该是有可能找到和现代科学很好的结合点,来推动中医的现代化,推动中西医结合。
中国网:这是一个有共性的切入点。
王伟:对,共性的切入点。比如科技部也好,国家自然基金也好,多少年来各种立项的项目当中,证候始终是作为一个重点,特别是国家基金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把证候作为很重要的攻关内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包括我们和国外的大专家、其他行业的专家交流,他们认为中医用的药也好,针灸也好,治疗一些疾病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对其学理也就是理论的东西还是不大理解。所以,这一点就迫使我们作为行业内的工作者确实要从学理上真正的讲清楚说明白。
中国网:我们都知道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由于它们的核心理念和话语体系不同,所以在沟通上存在很多难点,近些年来虽然很多学者从中西医结合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中西医在沟通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难点,您认为如何取得突破?
王伟:中西医对话的难点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背景不一样,这两者之间从文化层面的沟通,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难度,那么我们就找一些切入点。中医学尽管文化特色很鲜明,但毕竟它是一个针对人的健康的科学,对象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那么它有共同点,最简单的它要防病治病,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我们想找它最能够贴近的点,用证据说话。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从实证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进行沟通。我经过这么多年研究发现从证候切入,因为证候就是针对一个很具体的患者,当下望闻问切的四诊信息,包括他的病史的情况、目前的环境情况、气候情况综合来分析得出这个人当下是什么证候,应该采取什么治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很客观的。
我们就从这一点来入手,进行了临床与基础两部分的深入的研究。临床相对还容易一些,最难的就是实验医学,用生物医学这样的动物实验来进行研究就很麻烦。
中国网:难在哪里呢?
王伟:难就像我们研究的对象,像西医首先有一个疾病模拟的载体。比如,就探测心脏里面哪个细胞、哪个分子怎么作用,那在人体是无法进行的,必须借助动物模型。所以,当时我们最难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中医没有模型,怎么办?我进行生物的研究没办法操作,在细胞分子层面就很难进行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驱动下就迫使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摸索出一套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一套模型制备、模型判别的一套方法。我们提出了中医证候的“三因”学说,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来的。所以,一个复杂的证候,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了它的属性,哪些要素是最根本的,这样的话抓住了这些要素,就可以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
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证候也好,其他概念也好都是宏观的、总体的、整体的研究多,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分析的东西少。你不能分析就很难深入,或者说不能深入分析就不能在更高水平上的综合。这一点,我觉得中西医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还得要补这个课。我们把一个复杂的证候图解为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比如,同样一个高血压患者,他是一个中度高血压,在西医来讲他就是高血压多少年,早期中期晚期,中度轻度重度。
中国网:这是一个西医的指标。
王伟:对,西医的指标。对于中医来讲它不是这样的,它就要看,根据望闻问切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你当下是什么证,是肝气郁结证、肝肾阴虚证还是气虚血瘀证等等,这是中医的概念。
此时此刻,对于一个患者来讲,西医这样的一个高血压的分类概念和中医的高血压的证候概念,这时候对一个客体来讲、对患者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讲病证是一体化的,两者之间是有共性的东西,只是分类体系不一样。
我们就分析,为什么同样一个高血压,高血压的程度、发病的时间都基本一样,但为什么甲患者是一个气虚证,乙患者就变成了肝肾阴虚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通过临床的研究,包括动物实验反复的进行证明,发现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个体,遗传体质不一样。
第二个情况,致病因素不一样。就是同样的高血压,有的人他可能完全是先天遗传的,还有一种情况,他遗传没有问题,但是后天不注意,天天胡吃海塞。
中国网:生活习惯导致的。
王伟:对,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过去很多人精神高度的紧张,很敏感,这种人长期紧张以后,也容易得高血压。
另一个因素就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同一个高血压,早期中期晚期证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动物模型也一样,那就是跟时间因素有关系,同样一个疾病在不同的时间段,它表达出的证候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总结提炼出中医证候的所谓“三因”学说,最根本的就是这三个因素导致证候的属性不同,为证候的进一步分析、细分、分化,找到了一个切口。
比如,同样高血压的气虚血瘀证,可能还能继续分成别的证候,我有了这个载体就容易了。在这个分类底下,我还可以进行细分类,这也是证候能够使得中医既能传承还能创新。
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总结我们主要的成果,凝练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叫做《中医证候三因学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大概有二十多万字,80%的内容主要是我们项目组多年研究的成果,当然也参考了部分其他的相关的研究,我觉得能够比较好的体现我们的学术思想脉络。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一流学科—中医学学科负责人王伟 摄影/伦晓璇
中国网:您刚才介绍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把病和证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符合目前临床辨病和辨证相统一的实际情况。目前有哪些可以推广应用的模型呢?这些模型都在哪些领域应用?
王伟:比如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抑郁症、肝纤维化、肠易激综合征,我们这个模型里面至少有那么十六七种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推广,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发表之后有很多像各类课题,包括自然基金委的一些项目,重大研发计划,各类项目里都广泛得到了应用,这里面应用的方法很多。一个比如说对于证候的生物学基础研究、演变规律、治疗的关键靶点分析,还有一些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疗效评价方法的建立等等,都还是起到了一些很好的对行业的推动作用。
中国网:如果说“三因学说”为证候的现代研究刻画了底层逻辑,那么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就是达成目标的重要工具。基于这些思考和工作,您在“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王伟:比如对于冠心病,气虚血瘀证就是中医的概念,那么我们怎么解读它?有了这些模型,就可以用现代生物医学的方法,组学的方法,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基因组学等一系列的分析方法,包括现在的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完全是用这一套大家公认的技术体系来进行深入挖掘它的内在发病机制,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有9个分子可以表征气虚血瘀证的状态,进一步再深入研究以后发现了很多现代医学一些新的规律。比如,这里面我们发现了自噬,过去对于自噬在心肌缺血中的认识还不是太清晰,有的说自噬要抑制它,有的要促进它,各种观点都不一样。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早期晚期是有区别的。
比如我们发现了某个基因,它叫ATG7的基因,它在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促进自噬的作用,到后期的时候,它是一个抑制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平衡,是对于自噬这样一种平衡,也不是绝对的促进它或者绝对抑制它,就对于心肌有保护作用了,不是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调节过程,这才是一个合理的作用。
我们用现代医学进行中医的基本原理概念的深化研究的时候,一方面对于中医的概念能够用现代科学加以解读,同时对于现代医学的一些原理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对现代医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是有贡献的。所以,它是一举两得的,这一点还是很有意思的。